堂弟福悦倏忽年半未写信来,过去他是每季有信来的。正在怀想,突然接到他从他那个城市打来的电话,说:“大哥,好久没写信了,没什么实质内容,写,也是废话。”我立即高兴起来,说:“可不,就是!”因为这个话题,聊了半天,事后,我对悦弟更加喜欢了,喜欢他的坦诚。
据说,“书信”是现代的名称,古时候,“书”和“信”却是两回事。按照《说文解字》的说法,“书”与“文”与“字”是同义词,而“信”的本义为“诚”,也就是真诚、不欺,由真诚引申为信用,再引申为传递消息的使者。到了唐代以后,“书信”才渐渐有了现代的涵义。
不管熟悉书信名称由来的人有多么少,书信,对许多人都是极为熟悉,极为可亲的词儿。
在我十来岁的时候,堂兄福绵参军走了,偶尔给他家写了信来,我的伯父总是人前背后地炫耀——看!我儿子来信啦,写了好几张呢。伯父并不识字,有时让我当众把信念念,也无非是“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吧我在外面挺好的”之类的话,很像李春波演唱的那首《一封家书》。信念完了,大伯说这下可让人放心啦,众人也跟着说是。我小,不懂大人的心思,只觉得那信没什么必要,费了邮票钱了。我对大伯说:哥哥再来信就甭念了,有啥念头儿呀。而大伯不气不恼,在他很亮的眼神中,充满了满足和新的期待。后来我也参了军,写第一封家信怎么也没绕开福绵兄的老路,第二封,第三封,也依然绕不开,仿佛那是惟一可行的路。眼巴巴地盼来家里的回信,我好久都舍不得拆开,觉得用不着看其中的内容,只拿着这个信封就足够了。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理解了杜子美的诗句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”的,也理解了我大伯接到儿子来信时的眼神——那一封封极平常、极简单的信给他带来了怎样的慰藉。
后来我写过许多信,也收到过许多信。我在写信的时候总是想汲取福绵兄的“教训”,把信写得实在、简短,有时简短得甚于电报。据说,我的岳母在收到我的类似电报的信后就曾说过“不够邮票钱”之类的话,我理解了她那是因为我简短的文字不足以消解她长长的牵挂。
我对我收到的信件极为珍视,特意做了好几个大本子,将有用的信分类存放,总共不下千封。妻子与我天各一方的时候,我曾收到她30多封“两地书”,尽管在里边怎么也找不出我要找的那一个字,我还是认真地珍存着。后来,在她帮我整理信件时,以为两个人每天一个枕头一锅饭了,用不着留那些报平安的信了,便轻松地划着一根火柴。我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件事的,而我的火气却无论如何也压不住,我说你烧你自己写的信也是犯罪你知道吗?你知道你是罪人吗?她差点哭了。
安琪和大卫结婚6周年纪念过去不久,他俩的房子烧了,在焦黑的瓦砾中寻找东西时,安琪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找他俩的照片。当她想对大卫说照片都完好无损时,她发现丈夫正小心翼翼地把一些纸片放在一个盒子里——那是他们恋爱时往来的信件,当他们面对如此的不幸时,他们最先想到的不是物质损失,而是可能会损坏的照片和信件。他们找到了他们共同生活中最宝贵的部分,从某种意义上说,真正宝贵的东西,他们没有失去。
我几次想把上面的故事说给我的妻子,几次欲言又止。
我常常把我喜欢的几部书信选集放在枕边,听那些心灵的对话,听那些真诚的、坦率的、最无拘束的对话。面对那些圣洁的文字,我觉得假若我能证明自己有理由在现实生活中窥人门缝,也绝没有丁点在书信中发人隐私的理由。
可是,近来我自己写信越来越少了,有着我的堂弟福悦一样的想法。倒不仅仅因为打电话方便了,有什么话立刻就可沟通,好像我的不想写信,主要来自对亲朋们的生活和心思有足够理解的把握,没有多少放心不下的事情。